理论究竟能帮你多少？——关于目的论和可选择性的错觉

理论究竟能帮你多少？——关于目的论和可选择性的错觉

文/

Sylar

知识型社会总是会对复杂的衍生工具做出奖励，但从来不对简单的头脑做出惩罚。才华横溢的人们只会去专注于那些了不起的大议题，就算他们解决了明显和琐碎的问题、哪怕解决这些问题能对现实生活起到关键助益，比如发明晾衣杆和痒痒挠，也很可能一无所「获」。想象一下，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连说梦话都是专业术语，却因为踩着椅子晾衣服而摔断了脚脖子，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呢。

政府、高校在推动创新和发现方面的贡献非常少，原因除了他们盲目的理性主义外，更有，他们总是喜欢去寻找那些复杂的、耸人听闻的、有新闻报道价值的，或者被认为宏伟的东西，却很少关注晾衣杆和痒痒挠。简单这事儿很难给人戴上桂冠.

反之，一项发现或者一个道理，越是简单和明显，越不容易经由复杂的方法将它弄明白，只能通过实践去揭示它的意义。晾衣杆对伟大学者来说就是个嘲讽。于今为止仍有很多简单平凡的启发法就站在那里嘲笑我们。

换个思路想问题可能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有一定身份的专业人士来说。越是专业性强的人越会缺乏冒险的精神，因为他们惧怕改变会危及到自己的工作和声誉。

关于知识的因果错觉

知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你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能在考试中用来获得分数的东西，它可以写文章、可以在事后做解释、可以学术化、理论化、官僚化、国家化、形式化或者理性化，也是可证的。另一种属于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做事方式（也称为否定法），但我们确确实实在身体力行，而且做得很好。

理性主义让人们高估了第一种知识，即学术在人类事物中的必要性和现实作用，学位和头衔非常亮眼，它能让你在社会中拥有足够程度的地位。同时人们也低估了第二种知识的价值，就是那些无法成文的、更为直觉式的，或者依赖于经验的东西。这两种知识有时还会互相冲突，第一种会用繁杂的推演公式和名人名言来告诉你第二种是错的。李世石或许可以写下重量级棋谱，但他写不出的是，自己临场对战时对对手心态的捕捉技巧，这来自于长期磨练出的经验，已进入潜意识，无法言传，精准的预判在战役中占据绝高的优势，丝毫不逊那本棋谱。

事实上，有些时候可以解释的知识（叙述性知识）在真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你很可能一直认为理论是重要的根基，所有技能、思想都来自于书籍和推理，却不知它们中的很多实际上是通过反脆弱性的实践获得的——可选择性驱动的自由探索和试错法，也或者是自然生产出来的（来自人类生存的本能）。

这不是狂妄，并且一点都不好笑。想起一个故事：一群拥有超长头衔的神圣级学者给鸟类上课，教它们如何飞翔。学者们通过复杂的论述，列出了很多方程式，然后鸟果然飞起来了——完美的实践验证啊。学者们赶紧写下了很多论文报告、著书立说，来记录鸟们是听了他们的理论飞起来的。学者们会因此赢得学术奖和值得骄傲的声誉。

但鸟们写不出学术论文，人们也得不到鸟的证词，于是不会去讨论如果鸟没有这些理论「做根基」到底能不能飞起来，这个问题。以及有多少鸟的飞行不需要学术界的援助。

理论在先、实践在后——你刚才已经认可了的顺序，那就不要笑。好吧，你一样不认为理论能说服鸟去飞行。但如果把上面的「鸟」换成「人」，说人类之所以会做事是学者授课的结果、把行动力归功于理论，你会觉得没问题呢？难道只因为人类有语言功能吗？

有句话忘了谁说的了：「学生很聪明，但受到称赞的却是老师」。有些关乎贡献的错觉来自于证实谬误——历史是属于那些会写历史的人，这已经很可悲了，更糟糕的是，会写字的人虽然提供了证实性事实（行得通的东西），却忽略的那些行不通的东西，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偏见。比如，定向研究会告诉你在援助下哪些项目能成功，但不会告诉你的是，哪些不能成功，于是便助长了一种援助项目比随机项目更有效的错觉。政治家在此处跟学术界很相似，拼命的告诉你他们做了什么，以显示其自身的重要性。

目的论和可选择性之间的区别

纯叙述性知识的弊端有多种，比如它在变化面前会显得极其脆弱、用牵强的理由解释过去、带来目的论的行动、是认识性的，并由认识产生逃避风险的假性安逸；可选择性的自由探索则不会惧怕变化，它能驯服不确定性，它是机会主义的行动，虽然不能给你带来十足的安逸，但能获得历险的刺激。

这不意味着自由探索和试错法就不需要叙述，它只是不会过多依赖于叙述来证明自己——叙述不属于认知论范畴，而是工具和手段。知识分子有点太过看重自己了，认为自己的想法很重要，这是件危险的事。卡尔·波佩尔称之为进化认知伦的东西说的是经验法的传承，这种进化不是关于思想之间的竞争，而是基于这些思想的人和系统之间的竞争。

查下字典——什么是技能，它被定义为「科学知识在实践项目中的应用」。这让我们相信，知识主要、甚至完全是从高高在上顶着很多头衔的学界，流向下层的实践（被认为是不学无术的执行者）。知识的产生流程被描述为：基础研究产生出科学知识，继而又产生出技术，后者进入实际应用。不否定它的正确性，它长期被高调宣传，但它只能在某些非常狭窄的领域表现明显，比如原子弹制造、火星探测。但在大多数领域，并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它是正确的。

学术的确有可能推动科学和技术发展，反过来推动实践，但它却是在无意识的、非技术的方式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就是，上述的所谓定向研究，有可能只是一种假象。随机的反脆弱性的冒险在促进创新和增长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教科书会掩盖这个事实。

绝不是说高等院校生产不出知识，别误会，这里指的是，它们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学校成员似乎仅凭肤浅的印象、利用我们的亲信建立起了错误的因果关系。

一个叫做副现象的因果错觉

给鸟类开设飞行训练课，并认为这些课程是鸟类具有精湛飞行技艺的原因，这属于一种被称之为「副现象」的因果错觉。在一个副现象里，如果你看到了A的同时通常都能看到B，那么你可能会认为是A引起了B，或者B导致了A。这取决于文化架构或者媒体记者在当时认为哪种解释更合理。这类糊涂账比比皆是。

其实你很容易会陷入副现象，尤其是栖身于新闻驱动的文化中时。

前几天出现了一篇传得火热的「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之后又有港媒说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被问到是否拥护习近平领导」时回答「再说吧」。这种无稽之谈都能构成一个副现象，于是有人便将两个消息连成了逻辑，还编排出一系列有声有色的背景故事，无法不感叹想象力之奇葩。如果此后张春贤被所谓的反腐拿下了呢？还会有人将前面的故事全串起来去解读吧，再赞习近平智勇双全平息叛乱？……你可能不会因为只看到长头发就认为是个女人，也不会仅因为一个人戴上了领带就认其为名流，但如果你就此便相信张春贤正策划倒习，那就不要笑话长头发和领带了。此处的重点不是张春贤，所以不讨论上述消息的准确程度。即便真的有「再说吧」那句也不过是话赶话，连IS都是事后才承责，有谁见过把杀人计划写在Twitter上的杀手吗？

人们很容易掉进一个陷阱：副现象引发社会行为，事后又为行为寻找合理化的解释。独裁者会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替代方法被隐藏住了，人们很难看到。极权政府最擅长的强行干预为社会和经济带来巨大伤害，但仍有很多人认为严加监管和所谓顶层设计是有效的。

副现象的真面目

曾经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格兰杰的方法是科学哲学家可以用来建立因果关系的严谨的科学技术，利用它通过观察事物的顺序便能推断出所谓的格兰杰因果。在有副现象的时候，你最终看到的是A和B在一起，但如果通过考虑顺序来优化分析方法，从而引入一个时间维度——A和B谁先发生——并分析证据，那么你就会能看到A是否会造成B。但做为叙述性知识它是有限的，若以其为根本仍会犯错。

格兰杰还提出过研究差异的构想，也就是说研究A和B的变化，而不仅仅是A和B的当前状态。这个方法不一定能说服人相信A造成B，但肯定可以揭露假的因果关系，至少指明事件顺序的证据不足。

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区别恰恰在于对事件的洞察，并在记忆中保留那种顺序。如果生活是先前的，记忆是向后的，那么书籍会加剧这个效果——记忆、学习能力和本能都有内含的顺序。这是叔本华的观察。毫无亲身经历的人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顾过去，往往会在因果上产生错觉，主要是打乱了事件本身的顺序。现实生活中虽然有很多偏见，倒也不至于像历史记录中那么多的颠倒和扭曲。

一个未来的作者读了一本现在的书，会去寻找书中观念的来源，然后据此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就像人人都需要先读书才能有想法，却不曾想过或许应该反过来——人们正在努力寻找支持自己想法的书。理论能为你提供多大的帮助，要看你如何去获取了。互联网时代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关系网是认同者的汇集，是认同在先汇聚在后，后者加强前者，而不是反过来，或许互联网不是个提升自身的绝佳场域，同时它还是叙述性知识的自助餐盛宴，于是也很可能成为脆弱性的滋生地。

真实的世界依赖于反脆弱性的智慧，但没有一所大学会主动承认这点，就如干预主义者从来不会接受没有他们的介入也可以改善的事实。反脆弱性赋予人们可以选择的能力，但不会确保我们真的使用它，它可能近在咫尺却未被发现。当你苦于在成堆的论文和谷歌搜索那些铿锵有力的时评文章里找不到想要的方法和策略时，请记得这句话。

 


文/

Sylar

知识型社会总是会对复杂的衍生工具做出奖励，但从来不对简单的头脑做出惩罚。才华横溢的人们只会去专注于那些了不起的大议题，就算他们解决了明显和琐碎的问题、哪怕解决这些问题能对现实生活起到关键助益，比如发明晾衣杆和痒痒挠，也很可能一无所「获」。想象一下，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连说梦话都是专业术语，却因为踩着椅子晾衣服而摔断了脚脖子，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呢。

政府、高校在推动创新和发现方面的贡献非常少，原因除了他们盲目的理性主义外，更有，他们总是喜欢去寻找那些复杂的、耸人听闻的、有新闻报道价值的，或者被认为宏伟的东西，却很少关注晾衣杆和痒痒挠。简单这事儿很难给人戴上桂冠.

反之，一项发现或者一个道理，越是简单和明显，越不容易经由复杂的方法将它弄明白，只能通过实践去揭示它的意义。晾衣杆对伟大学者来说就是个嘲讽。于今为止仍有很多简单平凡的启发法就站在那里嘲笑我们。

换个思路想问题可能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有一定身份的专业人士来说。越是专业性强的人越会缺乏冒险的精神，因为他们惧怕改变会危及到自己的工作和声誉。

关于知识的因果错觉

知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你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能在考试中用来获得分数的东西，它可以写文章、可以在事后做解释、可以学术化、理论化、官僚化、国家化、形式化或者理性化，也是可证的。另一种属于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做事方式（也称为否定法），但我们确确实实在身体力行，而且做得很好。

理性主义让人们高估了第一种知识，即学术在人类事物中的必要性和现实作用，学位和头衔非常亮眼，它能让你在社会中拥有足够程度的地位。同时人们也低估了第二种知识的价值，就是那些无法成文的、更为直觉式的，或者依赖于经验的东西。这两种知识有时还会互相冲突，第一种会用繁杂的推演公式和名人名言来告诉你第二种是错的。李世石或许可以写下重量级棋谱，但他写不出的是，自己临场对战时对对手心态的捕捉技巧，这来自于长期磨练出的经验，已进入潜意识，无法言传，精准的预判在战役中占据绝高的优势，丝毫不逊那本棋谱。

事实上，有些时候可以解释的知识（叙述性知识）在真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你很可能一直认为理论是重要的根基，所有技能、思想都来自于书籍和推理，却不知它们中的很多实际上是通过反脆弱性的实践获得的——可选择性驱动的自由探索和试错法，也或者是自然生产出来的（来自人类生存的本能）。

这不是狂妄，并且一点都不好笑。想起一个故事：一群拥有超长头衔的神圣级学者给鸟类上课，教它们如何飞翔。学者们通过复杂的论述，列出了很多方程式，然后鸟果然飞起来了——完美的实践验证啊。学者们赶紧写下了很多论文报告、著书立说，来记录鸟们是听了他们的理论飞起来的。学者们会因此赢得学术奖和值得骄傲的声誉。

但鸟们写不出学术论文，人们也得不到鸟的证词，于是不会去讨论如果鸟没有这些理论「做根基」到底能不能飞起来，这个问题。以及有多少鸟的飞行不需要学术界的援助。

理论在先、实践在后——你刚才已经认可了的顺序，那就不要笑。好吧，你一样不认为理论能说服鸟去飞行。但如果把上面的「鸟」换成「人」，说人类之所以会做事是学者授课的结果、把行动力归功于理论，你会觉得没问题呢？难道只因为人类有语言功能吗？

有句话忘了谁说的了：「学生很聪明，但受到称赞的却是老师」。有些关乎贡献的错觉来自于证实谬误——历史是属于那些会写历史的人，这已经很可悲了，更糟糕的是，会写字的人虽然提供了证实性事实（行得通的东西），却忽略的那些行不通的东西，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偏见。比如，定向研究会告诉你在援助下哪些项目能成功，但不会告诉你的是，哪些不能成功，于是便助长了一种援助项目比随机项目更有效的错觉。政治家在此处跟学术界很相似，拼命的告诉你他们做了什么，以显示其自身的重要性。

目的论和可选择性之间的区别

纯叙述性知识的弊端有多种，比如它在变化面前会显得极其脆弱、用牵强的理由解释过去、带来目的论的行动、是认识性的，并由认识产生逃避风险的假性安逸；可选择性的自由探索则不会惧怕变化，它能驯服不确定性，它是机会主义的行动，虽然不能给你带来十足的安逸，但能获得历险的刺激。

这不意味着自由探索和试错法就不需要叙述，它只是不会过多依赖于叙述来证明自己——叙述不属于认知论范畴，而是工具和手段。知识分子有点太过看重自己了，认为自己的想法很重要，这是件危险的事。卡尔·波佩尔称之为进化认知伦的东西说的是经验法的传承，这种进化不是关于思想之间的竞争，而是基于这些思想的人和系统之间的竞争。

查下字典——什么是技能，它被定义为「科学知识在实践项目中的应用」。这让我们相信，知识主要、甚至完全是从高高在上顶着很多头衔的学界，流向下层的实践（被认为是不学无术的执行者）。知识的产生流程被描述为：基础研究产生出科学知识，继而又产生出技术，后者进入实际应用。不否定它的正确性，它长期被高调宣传，但它只能在某些非常狭窄的领域表现明显，比如原子弹制造、火星探测。但在大多数领域，并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它是正确的。

学术的确有可能推动科学和技术发展，反过来推动实践，但它却是在无意识的、非技术的方式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就是，上述的所谓定向研究，有可能只是一种假象。随机的反脆弱性的冒险在促进创新和增长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教科书会掩盖这个事实。

绝不是说高等院校生产不出知识，别误会，这里指的是，它们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学校成员似乎仅凭肤浅的印象、利用我们的亲信建立起了错误的因果关系。

一个叫做副现象的因果错觉

给鸟类开设飞行训练课，并认为这些课程是鸟类具有精湛飞行技艺的原因，这属于一种被称之为「副现象」的因果错觉。在一个副现象里，如果你看到了A的同时通常都能看到B，那么你可能会认为是A引起了B，或者B导致了A。这取决于文化架构或者媒体记者在当时认为哪种解释更合理。这类糊涂账比比皆是。

其实你很容易会陷入副现象，尤其是栖身于新闻驱动的文化中时。

前几天出现了一篇传得火热的「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之后又有港媒说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被问到是否拥护习近平领导」时回答「再说吧」。这种无稽之谈都能构成一个副现象，于是有人便将两个消息连成了逻辑，还编排出一系列有声有色的背景故事，无法不感叹想象力之奇葩。如果此后张春贤被所谓的反腐拿下了呢？还会有人将前面的故事全串起来去解读吧，再赞习近平智勇双全平息叛乱？……你可能不会因为只看到长头发就认为是个女人，也不会仅因为一个人戴上了领带就认其为名流，但如果你就此便相信张春贤正策划倒习，那就不要笑话长头发和领带了。此处的重点不是张春贤，所以不讨论上述消息的准确程度。即便真的有「再说吧」那句也不过是话赶话，连IS都是事后才承责，有谁见过把杀人计划写在Twitter上的杀手吗？

人们很容易掉进一个陷阱：副现象引发社会行为，事后又为行为寻找合理化的解释。独裁者会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替代方法被隐藏住了，人们很难看到。极权政府最擅长的强行干预为社会和经济带来巨大伤害，但仍有很多人认为严加监管和所谓顶层设计是有效的。

副现象的真面目

曾经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格兰杰的方法是科学哲学家可以用来建立因果关系的严谨的科学技术，利用它通过观察事物的顺序便能推断出所谓的格兰杰因果。在有副现象的时候，你最终看到的是A和B在一起，但如果通过考虑顺序来优化分析方法，从而引入一个时间维度——A和B谁先发生——并分析证据，那么你就会能看到A是否会造成B。但做为叙述性知识它是有限的，若以其为根本仍会犯错。

格兰杰还提出过研究差异的构想，也就是说研究A和B的变化，而不仅仅是A和B的当前状态。这个方法不一定能说服人相信A造成B，但肯定可以揭露假的因果关系，至少指明事件顺序的证据不足。

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区别恰恰在于对事件的洞察，并在记忆中保留那种顺序。如果生活是先前的，记忆是向后的，那么书籍会加剧这个效果——记忆、学习能力和本能都有内含的顺序。这是叔本华的观察。毫无亲身经历的人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顾过去，往往会在因果上产生错觉，主要是打乱了事件本身的顺序。现实生活中虽然有很多偏见，倒也不至于像历史记录中那么多的颠倒和扭曲。

一个未来的作者读了一本现在的书，会去寻找书中观念的来源，然后据此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就像人人都需要先读书才能有想法，却不曾想过或许应该反过来——人们正在努力寻找支持自己想法的书。理论能为你提供多大的帮助，要看你如何去获取了。互联网时代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关系网是认同者的汇集，是认同在先汇聚在后，后者加强前者，而不是反过来，或许互联网不是个提升自身的绝佳场域，同时它还是叙述性知识的自助餐盛宴，于是也很可能成为脆弱性的滋生地。

真实的世界依赖于反脆弱性的智慧，但没有一所大学会主动承认这点，就如干预主义者从来不会接受没有他们的介入也可以改善的事实。反脆弱性赋予人们可以选择的能力，但不会确保我们真的使用它，它可能近在咫尺却未被发现。当你苦于在成堆的论文和谷歌搜索那些铿锵有力的时评文章里找不到想要的方法和策略时，请记得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