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何令人悲观？

中国经济为何令人悲观？

(2012-08-22 11:05:30)
  宏观组首席研究员 刘金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56c50901014ang.html?tj=1#bsh-24-122579265

从2008年 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似乎就没有消停过，一方面要控物价，一方面又要保增长，忙的不亦乐乎。但眼瞅着增长越保越低，物价越控越高。尽管从主要的经 济指标上看还不是那么不堪，但市场上的悲观气氛似乎在不断蔓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有不少的学者专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不看好。这种悲观预期产生的原因， 具体分析起来我看有下面几个：

首先，悲观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瓶颈开始出现。尽管关于现阶段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众说纷纭，但根本的一条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Paul Krugman 在其“亚洲经济奇迹的秘密”（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中提出，抛开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外乎两种模式：一种是依靠投入要素的增长，一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要素产出效率的提高维持增长。

前者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最终随着经济增长，投入的产出标记效率递减，为维持增长，必然要求投入越来越大，最终面临资源约束。而第二种模式能够持续的关键在 于知识和创新的支撑，世界经济百年来的发展表明，无论是二次工业革命还是近代电子、信息技术的革命，这才是支撑近代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第一种增长模式的有力诠释：众所周知，过去多年来中国的高增长靠的就是投入的高增长。尤其是09年以来的4万亿，更是把投资的高投入当成了经济增长的不二法宝，国进民退和大量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使得企业把大量资本用于投机，形成全民炒房的局面，这样下去过去10年来企业创新支撑增长无疑会成为一个传说。

时间到了现在，随着外需低迷，消费不振，投资的增长效应递减以及由此带来的债务和通胀压力，都决定了中国靠投入拉动增长的模式走向了终结，而替代性的创新支撑发展机制不但没有形成，反而日渐衰微，这才是中国经济问题之痼疾所在。

当然国经济痼疾绝非一朝一日所形成，无非现在显性爆发了而已。看清了这种增长模式的症结和转型的困难，无论政府如何通过加大投资“稳增长”，其现有模式不改的情况下未来的经济前景也难以乐观。

另一方面，在生产效率没有提升的情况下，投入要素成本如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也造成了跨国企业的资本转移，如最近的阿迪达斯关闭中国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就是 一个现实的例子。在产业升级无法完成、生产效率无法提升情况下的要素成本提高，再加上欧美国家诱导制造业回归本土以解决自身失业率的政策引导，中国产业尤 其是低端制造业，面临着“欲做血汗工厂而不得“的尴尬局面。预期今年下半年，随着制造业日益趋冷，产业工人对经济走向的悲观会有更多现实的感受。

其次，悲观来自对经济政策多变而无法形成对未来稳定的预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中心主义的思想仍然主导着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决策。这种大政府下的“政府中心主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表现尤为抢眼。在09年初的时候中国率先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这让我们曾一度自豪的宣称“中国率先复苏。”也一度成为大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迅速”等等。

但回过头来看，缺乏论证的“迅速决策”，如果出现了问题，其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困局一样，政府中心主义下的天量投资尽管保住了 增长，但暂时的增长换来的却是巨量的地方债、持续两年的通货膨胀和至今高烧不退的房地产市场。所谓的两难局面其实是这种“非理性拍脑瓜”决策必然结果。

地方债务、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就不是问题。

而从最近的政策动向上看，随着中国经济再一次面临失速，政府再一次把“稳增长”作为其决策指针，对去年提出的“调结构、保民生”等等指标放诸脑后。这样多变的政策导向使得未来的产业调整几乎无法完成。

再如以当下广为关注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为例，一方面高喊“调控绝不松动”，一方面又大幅放松银根，默认地方政府各类小动作，这种政策多变性使大众逐步丧失了 对政策可预期性的信任，自然从经济行为上更多的是选择用脚投票。尽管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市场存在着严重的泡沫，但对政府调控政策的“不信任”还是使他们两害 相较取其轻，争相把资本投入到房地产泡沫中，使得调控再一次沦为“空调”。

这样的情况在过去多次上演，政府对于消费者预期的政策引导未来将更加困难，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其结果是，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乱象不但打乱了中国产业 转型的可能，而且在外围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使得通过启动国内消费消化产能过剩的可能成为泡影，更不要奢谈什么通过创新启动产业升级了。

当所有的资本和企业资源都为房地产所累，当各级政府的重心放在土地市场，当银行的资本为房地产市场所绑架，这个种升级的设想必然成为泡影。不可否认，政策制定者前后作用矛盾的政策是造成中国多年来难以跳出发展怪圈的主因。

而且这种政策的多变性不但造成社会下层民众的恐慌，也体现在先富一族甚至体制内官员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信心丧失。进来大批富人移民和大量裸官的存在，都似乎表明这些阶层对中国这艘船驶向何处心存戒惕，充满悲观。

当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对未来充满悲观预期的话，那么大量国内资本的向外转移撤离就渐成趋势，而一旦趋势形成，又会深化悲观预期，从而进一步加速资本撤离，这种经济学上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持续下去，必然加速现有发展模式的终结.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苦练内功，从结构上摆脱依赖政府投资的发展思路，积极培育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思路，着力提高产出效率。这就首 先要求政府退出其主导经济发展的现有模式，而着力于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政策环境。政府能否缩手，做到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当然让在多年来政经不分架构下呼风唤雨的各级政府退出市场，难度极大。但形势比人强，经历过这次经济萧条，会倒逼政府重新思考其自身的定位，也许会带给中国一次凤凰涅�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