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08 04:29 AM
近年来，中国经济因为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而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矛盾加重等一系列问题。最近，知名独立评论人袁剑在他的最新著 作《大拐点》中提出警告：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一拐点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袁剑明确指出，如果中国不 进行政治结构的变革，人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中国的经济前景将会非常悲观。
官僚经济增长模式是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袁剑在其新书《大拐点》的序言中提到，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为转移人们的注 意力、被捧为法宝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至今仍未有放松的迹象，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 分。如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时移世易，曾经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 药。"
《法广》中文网报导，袁剑是最早提出中国官僚资本、官僚阶层、官僚垄断的学者之一。他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表示，八九年之后， 改革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发起、官僚推动、官僚控制、官僚解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这种改革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从而也决定了今 天的拐点。可以大致判断，一九八九年就是中国大拐点的起点。
袁剑在《大拐点》序言中写道："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
袁剑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到了今天，已经基本到了极限。
经济问题的最根本在于政治结构
袁剑在序言中明确提到，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
《法 广》中文网报导，八九年以后，中共的执政合理性就是给大家分一块经济高速增长的饼，让社会怀抱希望。袁剑表示，前十年还有这样的期望，有这样的感觉，后十 年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再高速增长和老百姓也无关。老百姓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没有看到执政的合法性，而看到的是，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抢地、压缩公共品、各 方面的压榨。经济增长越快，剥夺的越多，社会民怨越大。
袁剑认为，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开始。所谓底 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比如，工人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人民有合法自由表达的权利，农民有不受 剥夺的权利，工商业运行不可以损害环境，政治不可以不受到监督，如此等等。
袁剑在序言中最后总结："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 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我无法想像，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 景象。在我的视域中，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
近年来，中国经济因为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而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矛盾加重等一系列问题。最近，知名独立评论人袁剑在他的最新著 作《大拐点》中提出警告：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一拐点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袁剑明确指出，如果中国不 进行政治结构的变革，人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中国的经济前景将会非常悲观。
官僚经济增长模式是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袁剑在其新书《大拐点》的序言中提到，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为转移人们的注 意力、被捧为法宝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至今仍未有放松的迹象，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 分。如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时移世易，曾经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 药。"
《法广》中文网报导，袁剑是最早提出中国官僚资本、官僚阶层、官僚垄断的学者之一。他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表示，八九年之后， 改革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发起、官僚推动、官僚控制、官僚解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这种改革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从而也决定了今 天的拐点。可以大致判断，一九八九年就是中国大拐点的起点。
袁剑在《大拐点》序言中写道："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
袁剑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到了今天，已经基本到了极限。
经济问题的最根本在于政治结构
袁剑在序言中明确提到，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
《法 广》中文网报导，八九年以后，中共的执政合理性就是给大家分一块经济高速增长的饼，让社会怀抱希望。袁剑表示，前十年还有这样的期望，有这样的感觉，后十 年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再高速增长和老百姓也无关。老百姓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没有看到执政的合法性，而看到的是，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抢地、压缩公共品、各 方面的压榨。经济增长越快，剥夺的越多，社会民怨越大。
袁剑认为，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开始。所谓底 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比如，工人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人民有合法自由表达的权利，农民有不受 剥夺的权利，工商业运行不可以损害环境，政治不可以不受到监督，如此等等。
袁剑在序言中最后总结："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 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我无法想像，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 景象。在我的视域中，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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