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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的“日本道路”与重庆的“中国之命 运”的命运都差不多，它们随着战争失败而结束。但它们代表的精神既不新鲜，也从未死亡。当经济奇迹为日本赢来自信时，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可 以说不》。前者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被认为是最为美国化的日本商人，三十年来他一心要进入西方市场，为日本产品赢得荣誉；后者则是一位知名的政客，以极端 的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著称，他否认日本的战争历史，同时攻击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帝国作风。“说不”的对象是美国，它呼吁日本在经济与外交的诸多领域提高 自主地位，对美国充满怨恨，因为它剥夺了日本的独特身份。但日本的政治结构已经改变，这种情绪转化成暂时的媒体喧嚣，也变成一轮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资产 泡沫的破灭，这种“日本独特论”消退了。
在日本的泡沫破灭时，“亚洲价值观”正大行其道。新加坡的李光耀创造了这个概念。当台湾、香港、新 加坡、韩国的经济增长震惊了世界时，一些人认定它们都受惠于儒家文化传统。李光耀把这模糊的意识塑造成一个理论系统，它是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亚洲价值 观”，儒家伦理是它的核心。客家人李光耀肯定是刻意忘记了，他是大英帝国与剑桥、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也曾公开说，他身上的中国特性并不比约翰·肯尼 迪的爱尔兰印记多。新加坡也与儒家的传统没有太多的关联。直到八十年代，政府甚至一直在取缔中文学校，因为新加坡政府曾认为中文学校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儒 家文化是新加坡政府生硬制造出的新传统。冷战时代的李光耀用反共来压制政治挑战者，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则是他对个人权威的新辩护。复杂的儒家传统也消失了， 它被简化成了个人对集体、对权威的服从，它强调一致、反对冲突。在它的名义下，新加坡多种族、多宗教的现实，变成了一个和谐的儒家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里，“亚洲价值观”深入人心。它似乎既为东亚经济奇迹提供了解释，也为其他的威权政府提供了理论支持。当新加坡政府在一九九三年鞭打处罚一位美国少年 时，它还赢得了很多地区的喝彩——它是对美国的公然挑战。它也在表明，人权不过是另一套西方的说词，它不适合新加坡——它遵从的是“亚洲价值观”。但处罚 也展露出新加坡社会的秘密——与其说它依靠儒家伦理来粘合社会，不如说它依靠法家的苛刑。在某种程度上，李光耀是蒋介石的更加三心二意的继任者，让他着迷 的从来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如何垄断权力。
之前的例证，“日本独特性”与“中国之命运”，不管最终被证明是多么地荒谬，仍有着历史基础。“亚 洲价值观”却彻头彻尾地来自政治权力的臆造。它不仅简化了儒家传统，也扭曲了“亚洲”的概念：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大陆，竟被四百万人口的新加坡所代 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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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随作者足迹，遍游世界东西十万里；追踪作者思绪，纵论中国上下五千年。 作者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任职于《生活》、《东方企业家》杂志。已出版作品《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 国纪事》和《醒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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