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都的“日本道路”与重庆的“中国之命 运”的命运都差不多,它们随着战争失败而结束。但它们代表的精神既不新鲜,也从未死亡。当经济奇迹为日本赢来自信时,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可 以说不》。前者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被认为是最为美国化的日本商人,三十年来他一心要进入西方市场,为日本产品赢得荣誉;后者则是一位知名的政客,以极端 的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著称,他否认日本的战争历史,同时攻击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帝国作风。“说不”的对象是美国,它呼吁日本在经济与外交的诸多领域提高 自主地位,对美国充满怨恨,因为它剥夺了日本的独特身份。但日本的政治结构已经改变,这种情绪转化成暂时的媒体喧嚣,也变成一轮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资产 泡沫的破灭,这种“日本独特论”消退了。
在日本的泡沫破灭时,“亚洲价值观”正大行其道。新加坡的李光耀创造了这个概念。当台湾、香港、新 加坡、韩国的经济增长震惊了世界时,一些人认定它们都受惠于儒家文化传统。李光耀把这模糊的意识塑造成一个理论系统,它是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亚洲价值 观”,儒家伦理是它的核心。客家人李光耀肯定是刻意忘记了,他是大英帝国与剑桥、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也曾公开说,他身上的中国特性并不比约翰·肯尼 迪的爱尔兰印记多。新加坡也与儒家的传统没有太多的关联。直到八十年代,政府甚至一直在取缔中文学校,因为新加坡政府曾认为中文学校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儒 家文化是新加坡政府生硬制造出的新传统。冷战时代的李光耀用反共来压制政治挑战者,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则是他对个人权威的新辩护。复杂的儒家传统也消失了, 它被简化成了个人对集体、对权威的服从,它强调一致、反对冲突。在它的名义下,新加坡多种族、多宗教的现实,变成了一个和谐的儒家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里,“亚洲价值观”深入人心。它似乎既为东亚经济奇迹提供了解释,也为其他的威权政府提供了理论支持。当新加坡政府在一九九三年鞭打处罚一位美国少年 时,它还赢得了很多地区的喝彩——它是对美国的公然挑战。它也在表明,人权不过是另一套西方的说词,它不适合新加坡——它遵从的是“亚洲价值观”。但处罚 也展露出新加坡社会的秘密——与其说它依靠儒家伦理来粘合社会,不如说它依靠法家的苛刑。在某种程度上,李光耀是蒋介石的更加三心二意的继任者,让他着迷 的从来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如何垄断权力。
之前的例证,“日本独特性”与“中国之命运”,不管最终被证明是多么地荒谬,仍有着历史基础。“亚 洲价值观”却彻头彻尾地来自政治权力的臆造。它不仅简化了儒家传统,也扭曲了“亚洲”的概念: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大陆,竟被四百万人口的新加坡所代 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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