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刘亚洲：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2016-09-18 麻胡热推

历尽沧桑存初心，阅尽繁华留真淳，为了遵循内心声音真实的活着，我们曾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但我们确信，遵循心灵的声音才会找到幸福的方向，所以甘愿不断地付出代价。长按下图二维码或扫一扫加小编麻胡为好友,(加过麻胡任一微信的就不用重复添加了)感恩有您一路同行。

你们都是笔杆子。为什么部队的政治教材那么不受欢迎？为什么报纸杂志上讲的那些东西不能深入人心？

 

现在的状况是，“老百姓啥也不信，专家啥也不懂，媒体啥也不说，政治教育啥也没用。”因为你假，深入不了人心。你写的那些东西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却想让别人相信，那不是鬼话？你写的东西首先你自己信不信？你儿子看不看？这也是一种不老实。

做文章不老实和做人的不老实是相同的。笔是千斤重呀。文章一定要真实。做老实文章的根本内涵在于真实，真实才是有生命力的。古人讲，做人要端正，做文要放荡。这里讲的“放荡”指的是思想的驰骋。人要老老实实的，但文章要锦绣才华。“放荡”和锦绣才华，首先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真实，绝不可能有锦绣文章。仅靠说教是征服不了人心的。说教没有生命力，不要说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了。这里面仍然有体制上的问题、教育上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开始写作文就说谎。我也说过谎。我们都写过那样的作文，比如“我捡到一分钱送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红领巾”；我们都写过“我扶着一个老人过马路，我看看太阳，太阳更加鲜艳了”；“打扫完教室后，我擦着汗笑了，我看到我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我是从这里面跳出来的。

我说过谎话之后，我意识到它的罪恶了。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真实！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安徽有个人快死了，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号脉之后说，你就缺一味药。两个字：粮食。饿的！

现在我们就缺一味药，真实！在诚实的社会中，诚实其实并不那么被人看重；只有在不诚实的社会里，诚实才显得特别的金贵。说真话的人往往是批评者，批评者往往是爱国者。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拍了一部片子，叫《血战台儿庄》。这部片子拍完之后，没有任何地方敢上映，因为反映的是国民党抗战的事情。最后，习仲勋同志说，先拿到香港放映一下吧。没想到电影在香港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蒋经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把片子调到台湾去看。据说蒋经国看完后，讲了这样一句话：“原来共产党还是实事求是的。”这个电影直接促使了蒋经国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同志们，实事求是的力量多么伟大！

写文章，要学习鲁迅。鲁迅极大地提高了汉语的杀伤能力，这话是朱大可说的吧。朱大可还说：“汉语这种语言是比较适合写诏书的，写歌功颂德的纪念碑的，或者是写慰问信这类东西。”

汉语在鲁迅手下变化成了匕首和手枪。鲁迅反对一切塔式建筑，我想，他是反对高大。鲁迅《阿Q正传》出版之后，很多中国人要告鲁迅诽谤罪。因为鲁迅写的阿Q太像自己了。你看鲁迅的力量多伟大。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想过了，一个也不宽恕。”他是有大恨哪。但是，他首先是有大爱，他对这个民族有大爱，他才能有大恨。也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大爱与大恨，所以他更要站出来讲实话，他用笔杆子写最真实的人生百态、社会百相。

我们仔细想想，现在的中国人真的越来越缺少了“真实”，从新闻报道到饮食起居，哪哪都充斥着作假，我们都不禁要怀疑还有什么是真实的？不管这个社会的以后会怎样，至少在当下，我们必须去求真实，人无信不立，我们连诚实都做不到了，岂不是很可悲？中国人，中国社会，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真实。

我们中国人，缺少的这味药，就是真实。

作者简介：刘亚洲，1952年10月19日出生，安徽宿县人，浙江宁波出生，197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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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岛

李承鹏｜岛

2016-09-18 遵循内心声音

历尽沧桑存初心，阅尽繁华留真淳，为了遵循内心声音真实的活着，我们曾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但我们确信，遵循心灵的声音才会找到幸福的方向，所以甘愿不断地付出代价。长按下图二维码或扫一扫加小编麻胡为好友,(加过麻胡任一微信的就不用重复添加了)感恩有您一路同行。

　　大家都在喊保护钓鱼岛，其实我也很有这方面的理想，可总在制订作战方案的阶段就受挫。在一个禁止私人拥有枪支，菜刀又实名的国度，总不能举块石头跟敌人硬拼吧。当然也可以为配合我军总攻打个前站先，孤身游过去侦察一下，可最近又禁海了，稍不留神就被世代交好的某国海军绑了肉票。后来大家就改在网上隔空叫骂，骂着骂着就变成了国人之间的对骂......和每一次一样。所以，不要以为保护得了那个岛，其实你只保护得了一个鸟。

　　然后某部再次强烈要求日方道歉、道歉、必须道歉，可日本人说我不道歉、不道歉、就不道歉。某部又要求曰方赔偿，日方说我不赔偿不赔偿......这样的局面很熟悉。

　　就像复读机。我觉得这个部实该改名叫抗议部，是古时候的一个兵种，不负责打仗，只负责领一帮大嗓门跑对手营前搦阵，从赵钱孙李骂到周武郑王，从天地玄黄骂到宇宙洪荒，敌人毫发未损，但我们主观气势上已把对方主将骂到了吐血三升、气绝而亡。

　　单挑不行，骂来骂去也没什么用，自然要抵制曰货。我有一个开酒吧的哥们，每说起日本人就按捺不住，他说要在酒吧门口打出“日本人与狗禁止入内”的横幅，激愤处甚至想立马烧了街对面那个有很多日货的电器店。我总是陪着他，一边喝着朝曰啤酒声讨日本人，一边通过索尼电视看球赛，再后来又听歌手用雅马哈琴弹唱的“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然后他就开着日产丰田回家了......这就是抵制日货的现状。我觉得抵制是一种态度，可以抵，但不必完全当真。你并不知两边老大在想什么，小弟们抵来抵去，最后难免抵到自己。最近人民网上有人号召向日本禁运稀土，反响平平，因为日常生活中，跟老百姓有关的并不是稀土，是稀饭。

　　我查过那个岛的一些资料。二战后期的北非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多次说要借胜利之势把那个本属于中国的岛还给中国，可前朝领袖蒋介石犹豫再三，表示还是由中美共管。罗斯福再次暗示还给中国，蒋介石再次表示中美共管......此情节反复上演，很像一只丢失的钱包归还记。连罗斯福都纳闷，天下竟有拒收钱包的失主，却要求跟别人共同拥有这个钱包。再往后蒋介石被打跑，美国人跟日本人成为战略伙伴，本来共管的那个钱包自然归了日本。中途也有收回钱包的动议，可有领袖说，大国就要大度嘛。这些史料说明不仅是日本人占了那个岛，也是我们自己并没有坚持那个岛。

　　可见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博弈，你强大牛逼，地就多，只会抗议和大嘴巴搦阵，地就少。究其实质跟混混在街头打架是一个道理，要么就把对方打趴下，要么就老实装孙子，装孙子也没什么，可你没一次敢打，还总幽怨翘起兰花指倾诉怎被凌辱，就很没气质。

　　整理这本杂文时，正值九一八事件八十周年。爱国者按惯例又血脉贲张，貌似当晚就要杀到日本本土。可他们并不知道，八十年前的“九一八”：短短四个多月内， 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三千多万东北父老乡亲成了亡国奴。四个月就丢掉128万平方公里，最快的关东大马也跑不完全程，可这么辽阔的黑土地忽地就没了。三千万东北同胞，连眼前的父老都保不住，你还那么煽情地扬言要收复遥远的失岛？我忍不住发一条微博：纪念“九一八”最好的方式，就是想想现在和八十年前有什么惊人相似之处；纪念“九一八”最不好的方式，就是容忍这些积患并幻想游到那个岛把所有女人强奸。我想我已说得够爱国了，可爱国者们还是说我是卖国贼，声泪俱下，肝肠寸断，再次被我伤到了情感的幽门。

　　我觉得这些朋友的心理结构是很好玩的，在一个你从来没见过选票、不拥有一寸私土、见城管来袭即拔腿逃跑的地方，却要去单挑其他的敌人。也许你是个特别精忠报国的刺身控，我只好说：那个岛，你认为是你的就该赶紧弄回来。那个岛说了多年，实在有些审美疲劳。你说那妞是我的、我的，却一直不敢上去摸一把，最后连那个妞也看不起你。

　　那个岛并不是屁民有能力解决的。游过去被抓，国家还得花纳税人的钱帮你包机回家；上街抗议又阻碍交通，警察叔叔还怕你被反动势力利用；抵制日货，最先不干的

　　是政府，这正是地方财政收入很大的一宗。当然，如果爱国者誓死要收复那个岛，我只好建议：这个岛最好由国家出面解决，国家可以把这个岛可视作死扛多年的一颗边疆钉子户，你看，拆迁办的同志们做了多少工作甚至用“共同开发”委以股东身份，它也坚决不从，这多没面子。所以必须得把这颗钉子拔下来，才好给内地钉子户一个安慰。

　　好吧，搞一搞就搞一搞，别只敢在里面虎躯一震，也要敢在外面弄得敌人菊花紧缩。技术上很简单：给我三千城管，一夜解放钓鱼岛。

　　虽然这跟爱国主义并无关系。

　李承鹏　27/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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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不知道的历史:关东军是怎样来到东北的？

多数人不知道的历史:关东军是怎样来到东北的？

2016-09-18 遵循内心声音

历尽沧桑存初心，阅尽繁华留真淳，为了遵循内心声音真实的活着，我们曾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但我们确信，遵循心灵的声音才会找到幸福的方向，所以甘愿不断地付出代价。长按下图二维码或扫一扫加小编麻胡为好友,(加过麻胡任一微信的就不用重复添加了)感恩有您一路同行。

本文来自网易云阅读自媒体冯学荣读史

冯学荣:关东军是怎样来到东北的？

前天我发了《再谈日本为什么侵华》一文，被几大门户网站同时推荐到首页，因而，我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其实，我在文中已经说了：“由于篇幅所限，语焉不详，在所难免，具体的史料引证和论述，可参我的新书《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可是，许多网民根本没有去读我的书，就开始放嘴骂娘，其中的一个网民，还扬言要杀了我。

面对这一切，我面不改色，为什么呢？因为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今天，我再来谈谈“关东军是怎么来到东北的”。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我国的青年朋友，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当年日本关东军是怎么样出现在东北的。他们一般会想当然地认为：关东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突然从日本登陆到中国东北的。可是，事实的真相呢？

不弄清楚关东军的来历，看中日交恶史，始终是糊涂的。

这件事，要从1900年闹义和团运动说起。

1900年，中国北方闹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是好是坏，在此暂不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驻黑龙江清军对俄军态度强硬，俄军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注意：是俄军，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从1900年至1905年，持续占领了五年之久。注意：是俄军，持续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五年”之久。

1904年，日本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出兵到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注意：是“征得清政府同意”之后。这一点，和青年朋友的历史认知有悖。但是，它是事实。不但这一点是事实，而且清军还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闻所未闻吧？这些，都是事实。

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在战死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俄国。

日本军队将俄国军队从中国东北驱赶出去之后，日本将东北99%的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注意：在这里，日本将它所收复的99%的东北土地，归还了大清国。这个历史事实，与许多青年的认知相悖，但是，它是事实，铁的事实。

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日本是活雷锋吗？

日本当然不是活雷锋。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

3、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

换言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家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无事。这个事实，也与我们青年的历史认知相悖，可是，它又是事实。

这就是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林矿产主权流失的简要经过，以及“关东军”的来历。

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责备清政府“卖国”。但是事实上，当年在东北全境被俄国侵占的情况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几项选择：

选项一、任由俄国侵占，奋发图强，期望有朝一日，与俄国决战，收复东北。（评：这个选项并非不可行，但是遥遥无期）

选项二、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不给日本报酬。（评：日本打仗死了十万条人命，奢望它不要报酬，是不现实的）

选项三、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事后不与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国、侵占东北全境。（评：这个选项没有意义，只是换了一个侵略者）

选项四、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事后收复东北全境，然后割让小部分土地和主权，作为给日本的报酬。（评：这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冷静思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历史，是清政府在当年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大清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其他三个选择，都比这个选择更坏。

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甘愿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向日本割让小部分主权的原因。因为，当时只能这样办，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中、日两国在20世纪的大打出手，归根结底，就是根源于这个条约、根源于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开始“经营满洲”。而日本这个“经营满洲”的殖民行为，与中国后来突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浩如烟海的史料显示：国民政府从发动北伐开始，就喊出了“收回东北一切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激进口号，尤其是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国民政府斗志变得更加昂扬，在冒进的路上一路狂奔。不料，在东北，国民政府碰到了日本这只硬钉子，结果，出事了。

国民政府认为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必须要废除。而日本则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战争说事，它指责中方忘恩负义、不守信用。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就从这场“鸡同鸭讲”的争辩中，步步激化。

国民政府“铁腕救国”，在民族道义上，对不对？当然对。但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则未必。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写史的态度，是“只讲事实，不讲道理”。谁对谁错。读者可以自己去评判。我只负责还原事实。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主要历史背景和缘由。当然，要求我在这篇短短的介绍文里面，作充分的史料列举和论证，是不现实的，否则，我也不需要花两年时间、写一本20万字篇幅的书。

拙作《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对这一切，讲得十分详细。

当然，有的人不读书，只骂人。他要这样才痛快。也就随他了。

西方人有一句话：it is neverwrong to tell the truth。意思是：只要讲的是事实，则永远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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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酸背痛一分钟就好，不用吃药！

腰酸背痛一分钟就好，不用吃药！

2016年09月18日 13:15   

腰酸背痛一分钟就好，不用吃药！(网络图片)

很多人认为，人老了，有些腰酸背痛的正常的，实则不然，腰酸背痛是病，需要治。那要怎么治呢？

腰酸背痛一分钟就好，不用吃药！一开始我真的不敢相信……

中医理论认为：气血不通畅，则会疼痛。而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老人年本身体虚，自身调节能力较弱，再加如果受了风寒，气血则会更不通畅。如果不及时调整，气血不通之后，随之而来的比如心脏病、等各种器质性的病变。

西医认为：缺钙和脊椎的形变是最大的祸首。如果不及时治疗，那么，随着钙质的继续流失、包括颈椎和腰椎两大人体主要部位的形变，随之而来的由骨折引起的死亡，腰椎、颈椎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和瘫痪等等，也会慢慢接近。

既然是一个慢性病，就是说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来避免和改善这些情况。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方法，从根源来帮您来解决这些问题。

方法很简单，每天坚持做以下的这些动作就可以！一定要学仔细了！

1、冰山式

背肌放松不疼了

动作要领：

上身挺直，盘腿坐下。吸气3秒钟，同时向左右伸直双臂，掌心向上，两侧上抬，到头顶。

呼气3秒钟，上半身向右旋转90度后屏住呼吸6秒钟。然后吸气3秒钟，上半身转回原位。

呼气2秒钟，掌心向下，手臂从头顶放至身体两侧。

此动作能使整个脊椎得到伸展，并放松背部肌肉。做时腰背尽可能地挺直，动作要柔和且缓慢。需注意的是，脊椎畸形及脊椎骨折病史的人禁做。

2、手部抬升式

伸展脊柱不驼背

动作要领：

双脚合并站立，或分开半脚宽，双手于身体前方交叉，放松全身。

吸气3秒向上抬臂过头，保持双手交叉。头稍微后仰，向上看手，停6秒。

展开双臂与肩同高，停6秒。

吸气3秒，恢复双手交叉过头的姿势，停3秒。呼气3秒，放下手臂还原至起始位置。重复5次。

此动作可以消除肩部和上背部的僵硬感。在抬手时，若有疼痛感，在原动作做稍长时间的停留，这样有利于缓解肩背的粘黏情况，主动牵伸更有利缓解肩背僵硬。

3、野兔式

关节打开循环好

动作要领：

小腿与大腿跪坐，上身挺直，在吸气的同时向上高抬双臂，然后向前弯腰，提臀，手臂和头与躯干保持在一条直线上，直至手能平放在地面上，前额触地。

前额微抬，保持几分钟。然后再慢慢吸气，挺直上身，还原至起始位置。

此动作能拉伸背部肌肉，拉开各个脊椎关节，减轻脊椎的压力。体位改变可以使身体的血液倒流，让脑部的血液充盈。

老年人在做此动作时，一定要非常缓慢，高血压病人慎做。

4、猫伸展式

脊椎柔韧身强健

动作要领：

小腿与大腿成90度跪下后，上身前弓与地面平行，双手垂直地面。吸气，向上抬头，挺直脊椎。

尽量完全扩张腹部，最大限度地往肺里吸入足量的空气，屏住呼吸6秒钟。

呼气，低头(不要太低)，向上弓起身体，伸展脊椎，保持6秒钟。

此姿势有助提高颈部和脊椎的柔韧性，同时也能训练老年人的平衡性。

温馨提示：以上动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做前最好配合热身运动。

责任编辑： 古修

1960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录

1960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录

2016-09-15 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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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60年代，中共七千大会上讲话的说法是“导致40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悲剧，主要是人祸，也就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这三年，全国范围内，风调语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主要就是人祸”。这也是毛必置刘少奇于死地的重要原因。刘少奇生前告诉苏联大使，也说至少饿死了四千万。

在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数字为4000万--4300万。当然，在没有任何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谁也无法统计出误差很小的确切数字。

大英百科全书指出中国这场大饥荒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其实，不只是二十世纪，而是史无前例的，诸如爱尔兰、乌克兰、东非和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饿殍都是百万人的数量级。大英百科全书同时也指出，中国三年“人造大饥荒”饿死的死亡人数（4000万-5500万），已经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因饥荒，饥饿致死的总人数！

中国这场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以中国前统计局长李成瑞一九九八年的估算，至少也有三千二百万饿死，最近上海学者曹树基教授的统计也超过四千万饿死。春秋中文网

世界学术界认同、采用的数字是三千九百万至四千三百万之间。刘少奇生前告诉苏联大使，也说至少饿死了四千万。

事实上，并不存在虚构，伪造出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逼债讨帐”，而完全是恣意胡为制造的“三年人祸”。
    

 大饥荒的原因越来越清完全是人为因素，根据气象资料，这几年全国范围内，风调雨顺，根本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大饥荒完全是毛泽东异想天开地要“三年超英，五年赶美”，放卫星，大跃进，大炼钢，把农民的口粮强行征收一空，大量援助其他国家，大量出口粮食，换外汇购买制造原子弹的装备和材料的恣意胡为造成的空前绝后的人间惨剧。

此外，也不存在，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问题。恰恰相反，当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泽东汇报，但是，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这就是欺骗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历史真相。

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噘来只食？”。更多好文章请长按此网址（http://8du.in/0Y2r50）复制后打开浏览器粘贴

以上是摘录的部分原文。在中国当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总是强调两弹的重要性，说什么保证了国家安全，提高了国家的威望。但我想说一句：如果真是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中国有多少核弹可以扔？往什么地方扔？本土么？另外是国威重要还是民生重要？

 

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高压，农村灾情的上报严重滞后，1960年，国家粮食净出口达250万吨以上，加重了灾情。也在1960年，柯庆施不惜巨资，在上海为毛泽东建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上海行宫，现在就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上海西郊宾馆。西郊宾馆位于上海长宁区虹桥路，占地面积达到七十五万平方米，是个精心营造的中西合璧的大花园。园内有各种乔木和灌木十万多株，荫天蔽日。既有小桥流水、精致主题花园，又有大批的草坪，以及豪华阔气的球场，堪比人间天堂。但是这样的天堂，一直是和老百姓无缘的禁地。九十年代以前，上海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涉足；享受共产党的特权。

我不想把这个归罪于一个人，而是一种文化。文化杀人，潜移默化。政府仍然妄图推行这种文化。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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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俄难成发达国家？日媒找到原因

为何中俄难成发达国家？日媒找到原因

2016年09月16日 9:36   

《日本经济新闻》9月13日刊发了署名村山宏的文章《大国为何难以发展》。文章指出，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虽被称为大国，却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发达国家。而瑞士、瑞典、丹麦、卢森堡、新加坡等小国却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作者在分析了原因后表示，“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在提到大英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时候，都是由于过度膨胀，才走上了军事衰退的道路”，继而以中国威胁论的口吻称，“我个人相信中国不会陷入希望继续变得庞大的妄想中”。文章虽然有失偏颇，部分内容却也值得参考。全文如下：

东京的傍晚（资料图）

在当今世界被称为大国的或许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这其中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发达国家的。俄罗斯在军事层面掌握着先进的技术，但未能构筑起令人憧憬的现代文明，民众的生活水平称不上富裕。准大国伊朗、南非、尼日利亚、墨西哥、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也很难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相反，世界各国的调查机构实施调查显示，在国家竞争力方面排名靠前的往往都是小国。瑞士、瑞典、丹麦、卢森堡、新加坡和迪拜(阿联酋)一直在争夺最具竞争力国家的宝座，而人口只有2、3千万人的人口小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常常跻身前列。

为何小国会发展呢？答案很简单。小国在引进新技术和想法、建设新文明方面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而国土面积越庞大，需要建立众多设施和社会机制，费时耗钱。当大国终于好不容易将新文明引入各地，小国早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大国的人口众多。以我的经验来看，一个人最多只能管理10名部下。超过10人的话掌握每个人在哪里做什么将变得困难。因此，100人的组织需要10名管理人员。当管理人员达到10人的时候，又需要有指挥这些管理人员的中层管理人员。而当中层管理人员达到10人时，则需要更高一级的领导。

依此计算，人口为1亿2500万人的日本至少需要1千万的基层管理人员。还需要100万名负责管理基层管理人员的中层管理人员，同样也需要10万名指挥中层管理人员的高层领导。如果是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则至少需要1亿的基层管理人员、1千万的中层管理人员和100万的高层领导，还要有监督高层领导的人员。和日本相比中国的领导阶层都要多出一级。

人口庞大的中国之所以发展难度大就是因为领导层级众多。政府领导人和一般民众沟通困难。即使想要推出新的政策和改革，由于中间隔着层层官员，很容易导致政府的方针被扭曲。即使不被扭曲，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所有信息的传送以及所有官员对这些信息的掌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小国的话，首相能够很快掌握民众希望推出哪些政策，民众也能很快理解政府欲实施的政策，容易构筑协调机制。

大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了维持这一巨大的存在需要耗费膨胀的成本。分为多层的官员组织容易出现效率低下，与小国政府的单纯组织相比，运营成本更高。即使从国防的角度来看，大国由于幅员辽阔，必须让军队在各地驻守。大国在国内拥有多个民族，还需要保有抑制民族矛盾所需的强大治安队伍。

国际政治学领域存在被称为“扩张过度（over-stretch）”的理论。指的是1个国家如果变得过于巨大，将因难以承受成本负担而走向衰亡的现象。典型例子是19世纪末的英国。英国曾统治世界4分之1的领土，但在得知南非荷兰裔殖民者“布尔人”控制的地区出产黄金和钻石后，便寻求统治那个地区。

结果，英国与之前进行殖民统治的布尔人展开激烈战斗，消耗了大量战争费。在进入20世纪后，英国变得精疲力竭，最终走向衰退。在20世纪，苏联进攻阿富汗也是典型事例。苏联在阿富汗陷入战争的泥潭，支撑国家的财政基础崩溃。美国虽然不像苏联那样，但也将手伸向越南和伊拉克，导致国力下降。

如何防止组织的膨胀和效率低下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像美国那样实施联邦制就是方式之一。美国的各州接近于国家，各州的政治和经济相对独立。在这种机制下，无需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立庞大的政府和官僚体制。美国虽然是大国，但实现了发展，这是因为美国是由更小的州组成的集合体。

组织过度的巨大将拖组织的后腿，企业也不例外。因为变得过于巨大，中层管理人员将增加，将侵蚀企业利润。因此，欧美和日本的大企业不断实施重组，以将组织变小。对于企业来说，人员多或者销售额巨大不一定就能赢得更高的评价。

中国的企业家多会追求销售额和市场份额的巨大，但欧美企业则追求利润的巨大。如果利润没有增加，用于研究开发和设备投资的资金也将减少，就无法创造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小而利润巨大的企业则能提高竞争力，而没有利润的大企业反而会不断走向衰退。

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越是变得巨大，就越缺乏灵活性，越难以实施变革。因此，必须始终努力避免组织的臃肿化和过度膨胀。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在提到大英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时候，都是由于过度膨胀，才走上了军事衰退的道路。我个人相信中国不会陷入希望继续变得庞大的妄想中。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阶层断裂，全球正发生“底层人民战争”|共识观

阶层断裂，全球正发生“底层人民战争”|共识观

2016-09-16 乱侃剩世

历尽沧桑存初心，阅尽繁华留真淳，为了遵循内心声音真实的活着，我们曾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但我们确信，遵循心灵的声音才会找到幸福的方向，所以甘愿不断地付出代价。长按下图二维码或扫一扫加小编麻胡为好友,(加过麻胡任一微信的就不用重复添加了)感恩有您一路同行。

来源共识网

共识君一言以蔽之

无论是选票还是枪支，都是一场新型的“底层人民战争”。

全球底层社会的崛起邱道隆

编者按：9月11日，除了是美国的“9.11”事件纪念日，对于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民族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9月11日，有超过80万加泰罗尼亚民众在首府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举行游行集会，要求脱离西班牙独立。报道称，当天的系列游行是由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组织的。

近年来的世界政治演变大大超出了传统观察家思维的预期，如果说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只是局限在西亚北非的不发达国家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政治不确定性已经开始在发达的欧美国家普遍出现了。全球化、自由贸易、多元主义、国际发展等曾经如此积极的词汇，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人们不禁在问，世界到底怎么了？在所有的乱想或者说不确定性面前，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还是土耳其被挫败的政变，都见证了一股新力量的出现——底层社会的崛起。

不同政治秩序下社会底层民众的反抗

在政治秩序得以确立的地方，这种情况也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首先，在政治制度较为成熟的地方，民众已经从过去达沃斯前抗议全球化和占领华尔街的人群，变为了在投票箱前愤怒的选民，他们利用手中的选票，对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安排发出了抗议。特朗普的崛起和英国脱欧，就是心怀不满的民众借助制度性的权力机制集结起来的力量。

其次，在政治制度较为不健全的地方，或者是对政治制度高度不信任的地方，民众往往选择走上街头，以大众抗议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一点在香港和台湾的街头运动，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抗议活动中已经能够看到。而土耳其军方作为过去几十年世俗化领域的建制派力量，远不及强人埃尔多安及其政策在民众中的号召力，一场未遂的政变就已经充分见证了这种来自底层的力量如何能够在新的时代下影响国家的政局走向。

在缺少政治秩序的地方，恐怖主义势力或者武装化的地方势力在争夺权力的真空，而恰恰是这两类组织也已经开始变得更加底层化，而且相互之间影响和渗透。冷战后，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开始对欧美发动大规模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袭击，但他们的许多首领依旧出于伊斯兰的上层阶级，例如，本·拉登本人就出自富豪阶层。

随着“阿拉伯之春”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伊斯兰政权和基地组织遭到严重的打击，游击主义的“伊斯兰国”从底层的草根力量崛起，他们对该地区的文化、社会和民众了如指掌，并从民众中吸收力量，迅速成长为巨大的有组织力量。与之前的民族国家行为体和恐怖组织行为体不同，“伊斯兰国”对现有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发起了挑战，是一个“超国家”的精神行为体。他们深谙当代社交媒体的力量，拥有一大批专业的医生、工程师和现代技术人员，将触角直接伸向了欧美国家的移民二代中的年青人群体。这种“去组织化”的方式不亚于一场“人民战争”，以无组织化的方式对抗有组织化的国家，后者注定难以抵挡。欧美日益盛行的“独狼式”恐怖袭击就是典型例证。

一种新的社会革命模式？

这种来自底层社会的崛起，与以往的抗议模式或者社会运动有着几个截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是真正的底层运动，与以往的社会抗议和社会运动有着专业的革命家或者异议人士来领导有所不同，这些运动没有一个特定的发起者，当局的反对派力量往往也不是运动的组织者和发动者，他们最初也是观望着，一旦形势对其有利，他们往往善于利用这些运动来作为压迫当局的工具。由于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这种运动如果不能被有效压制，那么将一直持续到当局垮台、或是当前政策改弦易辙为止，因为当局没有谈判的对象，运动中也没有能够抑制运动升级的领袖人物。而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在之后就消散了，由原有的反对力量来填补权力真空。在阿拉伯之春和台湾的学生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

其次，这些运动往往不具备一个特定的纲领和目标，对事态未来的发展也不负任何责任。在更多情况下，一个当局所推动的目标会成为表面上的众矢之的，所有的不满情绪都会将矛头针对着它们。例如美国的移民政策、英国的脱欧运动还有台湾地区的服贸协定等等，在这背后其实更多的深层原因可能是对社会认同的担忧、经济利益的受损、社会公平的缺失等问题，但是底层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无力去剖析，转而轻信正是这些上层所笃信和推行的政策导致了他们生活的每况愈下。

最后，与以往的社会抗议和社会运动拥有富于经验的年长领袖不同，来自底层的社会运动，其参与者都比较年轻，因为年轻人往往是现存制度的牺牲品，不管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来看都是如此。低迷的就业率、政治上的发声无力、文化上的认同困惑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有的积极分子会在运动中成为一个主导者，但是由于年轻，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社会资源，他们无法像以前的领袖一样迅速构建政治力量。相反，在运动结束以后，他们获得了社会声誉，借助这种声誉，他们重新投入原有体制下的政治过程中去。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在东南亚地区和中东地区，都能看到年轻世代在经历了运动后投入政治的例子。

根本原因：精英主导思想与底层民众感受的“断裂”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将苏联的崩溃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那么当下世界失序的现状就可以理解为“来自底层的革命”。很多学者将这些行为简单归咎为民粹，然而，我们无法轻易地用民粹来指责他们。这些民众或许不懂政治(如在英国公投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他们最清楚自身的生活境况。讽刺的是，刺激底层革命的因素，恰恰来自全球社会的上层。

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和资本全球扩张，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发展迷梦，无论是政治家、知识阶层还是商业领袖，都相信技术进步、自由贸易、全球化和国际发展将会锻造一个全新的富饶世界。由此造就的发展迷信、技术迷信和自由迷信，真正达到了入脑入心，成为全球精英阶层的主流意见，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并通过各种途径传达给底层社会。

然而，一旦精英阶层宣扬的这种主流思想与底层民众的日常感官背道而驰的时候，全球上下阶层之间的断裂就必然发生。美国的老百姓不会再相信由政治正确构成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能够亲身感受到与之完全相反的现实世界，从而将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过度政治化，以政治激进主义的方式表达反对的声音，这在全球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激化了这场革命

如果只是上下层之间出现了全球性断裂，没有技术手段和权力手段进行赋权，底层的力量也不会轻易地被带动起来。三星美国分部社交媒体营销经理埃斯特班·康特雷拉斯(Esteban Contreras)在其著作《社会国家：社交媒体国家的思想、统计和故事》(Social State： Thoughts， Stats and Stories aboutthe State of Social Media)中认为，社交媒体通过新的技术手段重构了组织模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模式，从而重新构建了一个“社会国家”。只要有一个议题在社交网站上发酵，来自底层的运动就很容易酝酿起一场新的风暴，而在运动发起之后，链接全球的社交媒体再度为运动保驾护航，通过直播运动的进程来引起全世界的同情和关注。在社交媒体技术的刺激下，底层不再是无能的思考者，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接收与传统不一样的信息，也不再是无能的发声者，人人都可以汇聚成一股声音。

冷战后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全民普选也将越来越多的底层社会纳入到政治机制当中，使得他们有着制度化的权力来影响政治的走向。受到全球资本力量盘剥的底层民众，开始拿起选票的武器回击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那些出现权力真空的地区，通过社交媒体受到思想性感召的地方势力和底层势力，就开始拿起枪杆子来发动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选票还是枪支，都是一场新型的“底层人民战争”。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的世界上层并没有良好的手段来应对底层的崛起和世界原有秩序的崩塌，相反，反而让世界的上层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分裂。底层的崛起是对上层构建的世界秩序的反对，也是警醒。所谓危机倒逼改革，如果原有的秩序和发展模式不能得到重构，底层的不满将最终推翻上层的世界。

发展不是不好，技术进步不是不好，全球化不是不好，自由贸易也不是不好，但是要什么样的发展、什么样的技术进步，什么样的全球化和什么样的自由贸易，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发展和进步不能普惠，终将酿成巨大的灾难。正如欧洲19世纪的工人运动最终打开了社会保障和普选权的大门一样，这一次，全球上层又需要做怎么样的调整，才能完成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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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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