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的美国人
两年前，我为美国与英国市场写了一本关于金融危机的书。出 版前我被告知，我需要做一些微调，以迎合大西洋两岸日益不同的口味。所以，在面向英国的版本内，我加入了大段打断有关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已倒闭的英国银行）的章节。而在美国的版本中，我则将这些章节换成了有关Countrywide（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巨头）的内容。到此，一切还 算平淡无奇。但在写序言时，真正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起初，我计划以承认自己并非真正的复杂金融专家开篇：相反，我是在拥有新闻与社会人类学背景之后，于 2005年闯入这个领域的——使我成了一个善意的业余爱好者，但没有完整的相关知识。
我在英国出版界的朋友非常喜欢这种诚实；在英国，自谦很有市场，尤其是对于作家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之类“善意的业余爱好者”。但我的美国朋友非常讨厌这个开头。在纽约，我被严厉告知，绝对没人想听自我怀疑。如果你打算写一本书——更别说 站在政治舞台上或经营一家公司——你必须表现得像一个专家，充满自信。在面向美国的版本里，序言被彻底删除了。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本书在两个市场卖得都很好。但在过去两周，我又想起了“信念”这个话题，因为它最近开始变得与美国的政治经济相关起来。
本月早些时候，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出版了他的自传，在政治圈内引起了巨大反响，部分原因在于这位前总统在一些章节中，承认自己犯下了一些错误。布什还承认了与宗教相关的不确定 性。“如果你不曾怀疑过，那么你大概也就没有对自己的信仰进行过认真的思考，”他在描述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基督教徒时如此说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似乎证明我的美国出版界朋友两年前给我的建议是错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并非如此。布什的“认错”之所以会让人们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在任时几乎从未承认过任何不确定性与错误。相反，“坚定不移的信念”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纵观当今的政治舞台，要让政界人士、商业领袖或权威人士表露出不自信，是一件更加难以想象的事情。相反，最近几个月，论战在传媒与政治圈内已变得愈 益两极分化，且充满极端的立场。当今，如果认为有政客会在华盛顿站起来说，“我不确定”，或“我需要学习”，或“如果有谁有更好的想法，我也许会改变主 意”，这种想法几乎是可笑的。相反，人们越来越期盼政客表现得像位布道者——自信握有伟大的真理，并希望传递给所有其他人。
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一个美国现象：即使是在更愤世嫉俗与悲观的英国政界，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等人也不愿意承认犯过任何的错误。不过，英国联合政府近几个月来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氛围，而非极端的意识形态信念。这培育了在如今的 华盛顿很难想象的中庸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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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本月早些时候，华盛顿两党税收委员会主席——阿兰•辛普森(Alan Simpson)与厄斯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破天荒地进行了一次闪电般的务实合作，提出了一组应对美国财政危机异常明智的建议。但这些建议一经提出，两人所属政党便发出了尖利的抗议 声。“不可接受，”民主党泰斗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宣称。共和党人也发出了类似坚定的声音。
这一切无疑会让美国政治变得具有娱乐性与戏剧性：比方说， 比英国政治更令人兴奋。但它也非常有害。毕竟，审视如今困扰美国的那些重大挑战——从阿富汗到国家债务——我们会清楚地发现，美国政府正被具有巨大道德复 杂性的问题所困扰，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微妙的平衡加以解决。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务实的合作，而非热切的信仰。而在目前的措辞方式下，政府很难促进 这种合作。
或许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会改变这一切；毕竟，他如今承诺会“倾听”共和党人的意见。商业与市政领导人或许也会改变他们的说调。譬如，本月 的《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就明确告诉企业高管，他们需要“谦逊且思想开明”，并“询问：‘我做错了什么？’”
但就我自身而言，我将密切关注哪些书会荣登美国今年圣诞节的畅销榜。我多少有点怀疑，人们是否会表现出更多的怀疑与谦逊；或至少不是来自那些接近权力的人。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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