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此站起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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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10年，我关注最多、谈论最多的自然是“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实话实说，尽管我知道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切中了时代的要害，但在出版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意外。

如何开始这本书的写作，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还在《南风窗》杂志社工作，写了一篇关于倡言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长文，标题就是 《重新发现社会》。后来越琢磨越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便想着将它拓展为一本书，以便将国家与社会等关系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我看来，社会瓜果凋零， 国家概念混乱，既是今日中国的乱象，也是当下许多悲剧与扰乱的根源。

其后几年间，无论是完成《南风窗》的约稿，还是其他媒体的专栏写作，我都努力朝着一本书的体例写。有写书的计划，写作时你必须掌握全局，而写专栏的 好处是它会逼迫你随时关注这个社会，使文字保持时代的热度。这也算是我的一种尝试吧。我常说自己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写专栏也算是我的一种下田 野的方式，可以让我不至于因为沉入书斋而远离现实。

2009年初，当书稿完成，我先后把它给了两家出版社，但都没有出成。

第 一家出版社在国内有很好的口碑，一位编辑曾经找我约过书稿。但是，当我将书稿mail过去时，很快收到的答复是“我需要你最好的那部书稿”。我想这位编辑 是想要我手上正在写的关于中国乡村百年沉浮的书稿吧，我曾经和她谈起过，她很感兴趣。而眼下这本书算是被婉言谢绝了。不过再后来，我听朋友说这家出版社的 总编辑还在托人找我的这部书稿。总之，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了。

接下来是另一家出版社的朋友需要我的书稿，我立即发给了他。看完后他和手下的编辑都非常高兴，觉得书的质量很好。谁知辛辛苦苦几个月，待快要下厂 时，编辑的一个念头让出版再一次泡了汤。编辑认为这部书稿实在是太好了，为了尽可能减少错字，他特别找了社里的一个老校对多校一遍。谁知道这位老校对只看 了前两章就崩溃了——“怎么能这样写反右呢？这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有定论了！”

后面的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故事”了。他将状告到了出版社社长那里，本次出版突然死亡。一位老校对“力挽狂澜”，几位年轻人前功尽弃，面对这样荒诞的场面，我真是连叹息的热情都没有。

我只能安慰编辑，很抱歉。对于我个人而言，书稿延后出版，也谈不上多大损失。我习惯积极地理解那些散落于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只当是又多了一些时间，可以继续打磨书稿。

这种积极的态度，同样体现在我一定是给书稿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我的做事逻辑是，越是逆境在给你做减法时，越要想着给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观的环境 里，越要乐观；越是有消极的事物影响你，越要积极生活。如果别人给你做减法，你自己也给自己做减法，何异于给自己已然不幸的命运落井下石？

而且，我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几年前《思想国》书稿从上海转到广西，再转到甘肃，为了让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一路给书做减法，最后条形码都下来了，照旧 泡了汤，最后回到北京出了，算是跑完东南西北。因为《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未收进去，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没有尽力，既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

所以，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我在书里又增加了一些我认为非常 有价值的内容。我不能因为一个老校对的反对、一家出版社老总的担心而否定书稿的价值，放弃自己的追求。紧接着是新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雁女士找到我，询问 乡村书稿的进度，在知道我手头还有《重新发现社会》书稿时，她开始责怪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给她。关于这一点，除了阴差阳错，我实在没法解释。刘雁是我多 年的朋友，我常常得到她的帮助，而她将自己从原来的体制里解放出来，多少也有我的一点功劳。

很快，书出来了，几乎未动一字。再后来的事，许多读者都知道了，书在2010年1月份上市后，立即销售一空，年内先后加印七次，并且陆续获评2010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新浪“中国好书榜”十大好书奖以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等。

尽管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这一年的确是我丰收的一年。从各路媒体到大学，从党校到政府官员，许多读者都表示了对书中观点的认同。我听说许 多人将这本书当成礼物送人。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四家书店买到这本书，而且特别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我有幸先看到了书稿，印象最深的是序言，大意是 说中国要有社会理想，更要有社会批评；而没有社会批评，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其社会理想。

过去一年来，感触最多的还是大家在推动社会成长方面的默契。我在书里谈到希望找到中国的底线与共识，一年来大家对《重新发现社会》的重视也是这种共 识或者底线的一部分吧。不管是评委们为这本书投的赞成票，还是普通读者的夸赞或者多买几本送人，这里面都含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无限期许。

说实话，有时候我想想中国历史上社会遭遇的无数挫折，看到封面上“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我会热泪盈眶。一是走出封闭的年代，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发现社会了；二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一次次被摧毁？

直面乐清事件中钱云会的惨死，许多人都在说，我们需要一个真相。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已经支撑起 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1949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这个“此” 字，不是时间概念，不是那一年那一天，而是地理概念，往大里说，是那一座城楼及其各连锁城楼，即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站立起来了；往小里说，是毛身下的两个脚 印，这就是自此之后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一人独立，亿万匍匐。

网上跪求公正的照片，每次都看得我心碎。今天，我们希望中国人从此站起来，这个“此”字，既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包括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 也包括我们所栖身的现在，即所有人都应该从现在开始，从这片土地上站起来。我们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让社会不为权力下跪，只为 权利昂扬。

回想这些年因为在出版方面遭受的挫折，以及今年社会各界对《重新发现社会》的认同，我尤其想说的是，尽管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很多的不 自由，但我们还是可以在逆境中怀抱希望，还是可以多做许多事情。所以，在《新周刊》的获奖感言中，我特别强调“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相信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自由，相信“You the freedom”（你即自由）；相信时代在变，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自由而开阔的道路上走。没有谁能改变这个中国大趋势。我常常想，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这个 社会，为何还要悲观绝望？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尽心尽力做吧。我们每天都在改造这因，自然也会收获那果。即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可以期许的美好 社会，但能种下善因，我们既已修得善果。我只求因而不求果，故而终日欢乐。

（作者为《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主笔）。《重新发现社会》，熊培云/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