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化中介人2010.07.28
做文化中介人
何塞•恩里克斯(左三)与大学同学保罗•科隆比尼、布丽吉特和梁星妮（音译）游览谢南多厄山（Shenandoah Mountain）。
——与美利坚大学外国留学生座谈*
在大学新学年开始前的几个星期中，估计有大约60万外国学生抵达美国大学校园，同时有大约20万美国学生前往其他国家留学。在这几十万人中，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会与他人完全相同，但就如何适应不同国家和陌生校园的生活而言，仍然会有许多共同的观察与体验。就此，美国电子期刊（eJournal USA）执行编辑莎林·波特（Charlene Porter）与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几位留学生进行了交谈。他们是：
--艾哈迈德·伊什穆哈默德夫（ Akhmet Ishmukhamedov），哈萨克斯坦 ，2009年政治学学士
--沙妮卡·亚帕（Shanika Yapa），斯里兰卡，公共传播学本科生
--贾亚特里·穆尔蒂（Gayatri Murthy），印度，2009年国际传播学文学硕士
--何塞·恩里克斯（ José Henríquez），萨尔瓦多，2009年国际发展学文学硕士
--斯特凡妮·阿耶（ Stephanie Ayeh），加纳，经济学/国际研究学本科生
--宋智海（Gihae Song），韩国，艺术管理学硕士学位候选人
问： 艾哈迈德是政治学专业的新毕业生。你为什么认为华盛顿是学习这门学科的首选之地？
艾哈迈德: 其实，我是通过哈萨克斯坦的博拉沙克（Bolashak）总统奖学金项目来留学的。在我提交各种奖学金申请材料以后，由政府决定送我去哪个学校和城市留 学。因为我的专业是公共管理，政府选择了华盛顿，这是因为这是主要的政府机构所在地。我的申请材料被送到美利坚大学，因为奖学金项目的经管人员过去曾向这 所学校派送过学公共管理的学生。我被美利坚大学非常有声望的公共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Affairs）录取。我到这里后发现，这是一个攻读政治学学士学位的好地方。
问： 去年是总统选举年，而且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非洲裔总统，这是观察华盛顿政治的不同寻常的一年。请谈谈你的观感。
艾哈迈德: 我很高兴选举时我就在这里。我看到人们对选举的极度兴奋。大选投票率相当高。而且当时很难预料谁会当选。例如，去年春天，我问我的一位教授：“您认为谁会 当选，麦凯恩还是奥巴马？”他说：“可能是麦凯恩。”后来到了10月，他说：“可能奥巴马会赢。”我们注视着初选、预选会议以及这里政治的运作——它与世 界其他任何国家大不相同。
问： 沙妮卡，你学的是公共传播，而在总统选举期间，有许多关于媒体问题的辩论。你的观感如何？
沙妮卡: 我认为，有很多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公开辩论很有作用。我的一个朋友正是根据这些辩论作出了投谁的票的决定。这在我看来非常奇怪，但她正是这样做的。
问： 你为什么认为奇怪呢？
沙妮卡: 因为我在美大这里注意到，人们要么是民主党，要么是共和党。他们对自己的信念非常坚定，很少有人不是其中一党的坚定分子。
问： 这么说你的朋友与你所观察到的其他美国人不同？
沙妮卡: 对呀。我知道她错过了一次辩论，但她后来能够上网看那次辩论，这对她很有帮助。但是同时，我认为，与女性候选人比较，媒体更偏向于男性候选人。我的辅修专 业是妇女和性别研究，所以注意这点，我在我修的课上谈了很多。这确实不公平。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有意见，特别是媒体对待克林顿参议员（希拉里·罗德 姆，Hillary Rodham Clinton）和佩林州长（Sarah Palin）的方式。她们受到的审视与男性候选人受到的审视不同。
贾亚特里: 我是在2007年8月来到这里的，是我生平第一次。我心目中的美国是通俗文化和文学，以及我爸爸给我讲的情况。对我来 说，我脑海中的美国景象是西蒙与加芬克尔（Simon and Garfunkel）以及在大草坪游行的人（许多示威活动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举行）（笑）。这是我爸爸会描述的情形，但是我的第一学期与这幅理想图画象 并不一样。而后，我记得，在2008年春季学期，奥巴马到美大来讲话，正是在那次讲话时，[美国参议员]肯尼迪（Ted Kennedy）宣布支持奥巴马，这一切都发生在这里。我的朋友们说：“我们得去！”我记得我早晨5点钟就起来，排队等候。
从那个时刻起，在后来整个2008年，我能看到这种理想主义。不管你在政治上站在哪一边，人们都在谈论并且有所关注的问题。对我来说，我能够看到 人们想象中的美国，特别是我父母那一代。他们一想到美国，就会想到反越战示威、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诗歌。我可以看到这点，但是更生动。
问： 请说一说奥巴马讲话那天的事，早晨5点，是朋友把你从床上拽起来的吗？
贾亚特里: 不是。我的心情是“我想去看。”因为我在攻读国际传播，我钦佩口才好、能与各种人沟通的人。因此我很感兴趣，但并不是 说我非去不可。11月4号（2008年美国选举日）那天我很兴奋。1月20号那天（总统宣誓就职日），我很兴奋。到了那个时侯，我的想法是“我一定得去。 错过这个时刻太傻了。”
问： 政治谈得够多了，让我们谈谈你们的学习经历。贾亚特里，你的话匣子已经打开。跟我讲讲美国和印度上课有什么不同。
贾亚特里: 那得看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印度上课是自上而下。教授对讲课内容有自己固定的设想。我上的是一个大 型耶稣派（Jesuit）大学，堂课上有大约300名学生，因此很难进行课堂讨论，也导致某种无所谓的反应。我们的制度，像英国的制度一样，全是为了最终 考试。你终年坐在教室里，然后，年底有一天，你把所学的一切都倒出来，也就结束了。没有学期论文，不做课堂报告。一个例外是，我的文学课更注重讨论，课堂 也小一些。
这里的不同之处是，你被鼓励发表见解，在课堂上举手和提出不同意见，表示：“我的世界观不一样。”大家因此而都有所收获，而这正是美国课堂的美妙之处。
何塞: 我同意。我在危地马拉上过学，那里同贾亚特里讲的情况类似，不鼓励讨论，有时教授习惯于显示他们是权威；与他们争论是有风险的。对我来说，这是主要的不同。我非常喜欢我们在国际发展项目课程中就多种不同观点展开讨论。
问： 对你个人来说，适应不同的课堂教学方式难不难？
何塞: 第一个学期有困难。我懂一些英语，但是我们要读好几百页英语材料，而我没有那种速读能力。我不知道怎样表达与某一同学或教授完全相反的观点，例如说“对不起，我不同意这一观点。”所以那是一个适应过程。
斯特凡妮: 适应在讨论时插话，这在开始绝对是困难的事情。有时我感到人们插进讨论只是想显示自己的聪明。这是我不赞同的地方。尊重教授和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之间的界线在哪里？有时我感到越界了。即使现在到了我的最后一年，我仍然觉得很难像那样插话。
智海: 我完全同意。我觉得有些学生对教授非常粗鲁。我觉得这里教授的作用更像是辅导员，而不是教师，不以权威自居。
我到这里后的第一学期要进行大量阅读。我担心我的阅读理解可能有错误，所以我不再在课堂上发言。我有点丧失自信心。这使其他同学和一些教授认为我 没有阅读，或者我对课堂讨论的话题没有任何想法和观点。这与我过去受教育的环境不同，我们那时在教室是需要听讲，而不是发言。所以第一个学期非常困难。
问： 你是不是后来在课堂讨论中变得活跃一些？
智海: 我还是比较沉默。但我开始与教授交谈，我说，如果你们能给我一些时间发言，而不是让我在讨论中插话，我便可以回答问题。我每逢学期开始时都这样告诉教授。他们了解有这种文化差异，每当我得到机会时，我都是有准备的。
问： 在教室里听懂英语是一回事，但是听懂美国学生说话和他们之间的交流，你们可能要经过更多的调整和适应。你们对同学中的随便交谈感到有困难吗？
贾亚特里: 我是在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这是一个直接的有利条件，不存在那种文化冲击。我来自大城市孟买，来自一个2000万人的城市，我的空间概念相当不同。我们不习惯空间，私人空间根本不存在。
（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是个大事，甚至渗入到对友谊和个人空间的界定，也就是，从朋友那里可以指望得到什么或不能指望什么。开始时，我本能的反应 是，“我想家。我不能在凌晨2点钟为某事打电话给朋友。”我感到伤心，我会对这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比较对比。最后，你到了这么一步，即接受这两种文化本 身。你开始以局外人和局内人来看待这两个社会。在这里，我成了印度的代言人，而我回家后则是一个从美国返回的孩子，可以告诉人们那边到底是什么样。
问： 这是不是说，你走过了比较-对比阶段，进而接受了各种情形和文化方式的自然存在？
贾亚特里: 是的。它们是人类存在的不同体制，就像美国和印度的交通规则不同一样。这是体制，是演变的结果，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 样。但是这有一个不利，即你到任何地方都成了局外人，好像你掉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我曾在一门文化交流课程中学到这个词：文化中介人 （“cultural broker”）。希望自己成为沟通文化的中介人。
问： 让我们来轮流回答这个问题：你最困难的文化适应是什么？
印度学生贾亚特里•穆尔蒂（左）与美利坚大学同学尚蒂•舒吉和玛丽亚•弗洛里奥在12月一个雪天合影。
艾哈迈德: 我是个很开放的人，我喜欢迎接新挑战。来美国 之前，我到过韩国留学。我经历了适应韩国文化的过程。通过那次国际经历，我对在美国会遇到的困难有所准备，例如，不同交流方式所产生的困难。我注意到，美 国学生对谈论任何话题都不拘束。但是，我对跟他们一起谈论宗教会感到不自在，因为我在哈萨克斯坦很少跟我的同学谈这个问题。我抱着开放的态度，努力去理解 美国学生的观点并提出许多问题，这使我容易地适应了这些谈话。
另一种文化适应是习惯教授与学生的关系。这里的教授总是要求学生参与，积极在课堂上提出见解。他们鼓励学生参加课堂讨论。在哈萨克斯坦，即使教授 希望这样，他们也不作明确表示。在美国，你必须明确地表达你的观点，否则其他人便难以理解你。例如，有时我不说事情的细节，因为我想那是不言而喻的。我以 为跟我交谈的朋友会明白。但他会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因此我变成一个更善于直白的人，比我在哈萨克斯坦时更善于明确表达。
斯特凡妮: 交朋友非常困难。我曾认为我可以跟任何人交朋友，容易与人谈任何话题。但是在这里一段时间以后，我发觉，我认为有趣好玩的事，别人不这么认为。有的事情我可能想谈上几个小时，而我在这里结识的人可能会说，“那是什么呀？”
仅仅与别人相处是没有问题，但是真正建立密切关系，感觉到“你了解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则非常难。在那种状态下，你会只想跟自己的非洲朋友呆在一起放松，因为他们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跟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交朋友比与美国人交朋友容易。
沙妮卡: 我在努力想真让我惊讶的事，但是想不出任何事。实际上，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的想法和观点多么相似，我和美国学生在一起感到多么自在。这并不是说我曾预期和 他们在一起会感到不自在，但我没有料到会有那种在与朋友走在一起时，因我们在街上看到某件可笑的事情而同时大笑的那种自在。
我对碰到想法和世界观与我相似的一批人感到非常幸运。比如我在大学一年级交的一个朋友，我们在地球上的不同地方长大，但是我们竟然有如此相同的观点，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有时甚至是令人发颤。我如此交心的朋友不只一个。
智海: 韩国非常西化，所以我没有经历任何“冲击”。我的困难在于语言。每当我与某人随便交谈时，我不想让他们感到我与别人不同，感到我是外国人。别人倾听我的意 见会让我感觉更好；我也想听他们的意见。因此我若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我只是微笑。我不想提语言问题麻烦他们。所以说，语言是我最大的问题。我尝试用电话短 信，但是我什么都看不懂。我在努力作这方面的文化适应。
何塞: 我发现这里人的友好方式与我习惯的拉美人的友好方式不一样。这点在你开始与其他人交往时很重要。北上几个纬度，人们一般不如南边的人那样友好。这不是我很喜欢的。
另一个我感到不安并且可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的事情是，这里你被鼓励去花钱，去消费。这让我很难接受。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一个大商店，里面有宠物用品，那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笑）
问： 就是说，有各种式样的狗毛衣，六种颜色的狗脖带，还有狗帽子等等……？
何塞: 是啊，是啊，我简直不能相信。但这正变成世界性的现象。
沙妮卡: 我想那是在我到这里一个星期后，有人带我去购物。我想买苞谷片。我到了谷物食品货架前，只见种类多得令人看不过来。我总是吃同一种苞谷片，从来没有试过别的。选择多得过分。
何塞: 还有星巴克（Starbucks）。买一杯咖啡有多复杂呢？有四种浓度、24种不同调味和八种糖的选择。星巴克到处都是，而不只是在这里。我在萨尔瓦多 时，去一个购物商场，那里也有。它们已成为“全球场所”，在每个国家都一模一样。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称这种消费主义为文化冲突，还是说它不过是全球 公民必须面对的现象？
问： 随着过去几个月经济急剧下滑，美国人对消费主义已经在这里发展得多么极端提出质问。许多人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和购买拥有。你们如何看待2009年出现的这种自我审视？
何塞: 这取决于你在美国有多富有。我住在华盛顿的佩特沃斯区（Petworth）——这是一个低中等收入区。人们没有多少钱，所以没有太多消费。这次经济衰退使 人们三思而行，但我没有看到有多少改变。但是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人们确实还在消费，目睹这些很有意思。我身负大笔贷款，所以我保持低消费。
问： 我是以美国消费主义为背景提出问题的，但是这是一场全球性衰退，使我们都意识到今天市场的相互关联性。这是否使你们更加意识到自己作为全球公民的位置？
艾哈迈德: 是的。外国留学生必须了解经济事件对世界各个地区以及对我们未来事业的影响。我们必须了解国际舞台。这场全球性衰退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即世界要团结起来拿出解决方案，帮助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情况。
斯特凡妮: 这无疑令人思考。这让你意识到，如果我买一本书或者一双鞋，它所涉及的并不仅是一个人需要一样东西，而是如何会对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起作用。如果 我为美国的GDP作贡献，也许美国会从非洲进口更多。你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问题，肯定会有连锁反应。我开始问自己，我的行动会对我国内的人产生什 么影响。这使我开始思考要去哪里买东西以及买什么样的东西。
在美国，人们在想：“我真的需要所有这些东西吗？”有必要超出我的支付能力消费吗？我看到有人有20条牛仔裤。我想：“你为什么需要20条牛仔 裤？”你来自另一个国家，看到在美国人们拥有那么多，你会问，为什么有这种必要？但是，等你在这里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想：“我大概再需要几条牛仔裤。” （笑）
如贾亚特里所说，你是局外人，你认为有些东西需要改变。这对每个人来说是一种警醒，让每个人在花钱之前要三思。
问： 刚才用了“文化中介人”这个词。你们怎么看自己的作用？
智海: 我想，我最终会返回韩国。我计划回去后在大学教书，我肯定要传授我在美国学到的教学方式，而不是韩国的教学方式。我的理想是成为更像这里的那种教授，促进 辩论，而不是灌输我知道的一切。这样，我就不仅是一个在这里拿到学位回去教书的人，而是也成为一个在韩国传授文化的文化链接。
沙妮卡: 我还不知道我会做什么。我同意贾亚特里的话，即在这里一段时间以后，你感到一部分属于这里，另一部分属于你生长的地方。但是两个地方哪边都不完全属于。
贾亚特里: 这是分裂症。有时你不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对于我，我在这里的时候，人们显然认为我的口音是印度的。确实是。但是我回 到孟买时，我的朋友们说我的口音美国化了。这真是最奇怪不过的感觉。你不再知道自己是谁。在这里，你非常显然是外国学生。而你回去时，怎么可能不变呢？这 是个我感到不自在的角色，但我必须适应。
沙妮卡: 如果我在未来两年半内回去，我觉得我的经历会影响到我个人，但我不认为会对斯里兰卡有影响。我不会做智海希望做的事，不会用我的经历去影响别人。
贾亚特里: 我还想再说一点。我并不认为这全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经历。
问： 你的意思是分裂症有好的一面？（笑）
贾亚特里: 对，有好的一面! 在孟买，我不过是女孩子之一，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有时我喜欢成为那个局外的声音，我有时喜欢，有时讨厌。有些时候很令人兴奋。
斯特凡妮: 这有点像一个你再也无法摆脱的自己国家使节的角色。这有些不可思议。你在自己的国家时，其实并不在乎，你很少会想自己是加纳人。但是在这里，你发现自己逐渐发展起某种民族主义的奇怪感情。别离情更深——对我来说。
何塞: 我想我来这里正是为了让我自己成为一个链接，一个文化中介人。我一直在中美洲从事发展项目，这些项目的资金来自欧盟、亚洲和美国。建立那种联系——即发展 项目所关系的不只是资金和政治——是很重要的。我怎样帮助这些项目的受惠方了解捐助方的观点？我怎样向捐助方表明社区的人民在想些什么？需要缩小双方之间 存在的巨大差距。对我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话。
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对打算出国留学的更年轻的学生有什么忠告？
智海: 我的忠告是，他们在出来之前确实需要努力掌握语言能力，特别是对来自语言与英语完全不同的国家的人来说。在韩国，我们用完全不同的字母，为了流利地说英语，你要么很小就要生活在这里，要么需要在国内非常勤奋地学习。
沙妮卡: 我的建议是，来时不要作任何期待。你需要对情况有基本了解，但是我认为，那么多的人来时抱着自己的想法，认为“事情会像哪个电影或某个电视剧里那样。”然而在他们来到之后，发现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感到失望。不要设想事情会是什么样，听其自然。
斯特凡妮: 要我说，做好困惑的准备。你会对你想做什么、你是谁、你是聪明还是不聪明感到困惑，特别是如果你是来念本科的话。你整个童年都在一个国家生活，而现在是在 另外一个国家变成成人。要明白，你的思维方式会改变。要在你自身与你的国籍与你在美国的位置之间找到平衡是难事。但是不要害怕这种困惑，因为这在某种意义 上是件好事。长远来说，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会学到很多东西。
艾哈迈德: 我的忠告是，要放开心胸，迎接任何挑战。应当懂得在这里的情形不一样。没有什么对与错，只是与你的国家不一样罢了。我还的确建议，要保持良好的幽默感。无论遇到什么挑战，用幽默感去面对。学会用微笑来对待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我认为这会有助于你适应。
另外，很多留学生没有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种资源，例如：在查资料中遇到问题时向图书馆员请教，加入各种俱乐部以便更多地练习英语，结识新朋友从而提高交流能力。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并非孤立无援，而是可以与许多留学生交谈。要保持愉快，享受美国的学生生活。
何塞: 要随时学习，要热衷学习，因为这里有那么多的学习机会。艾哈默德说得对，这所大学，每一所大学，都有那么多的资源。但不仅仅是在校园里，周围到处都有可学 习的经历。也做好教别人的准备。认为某些文化优越的迷思是存在的，你应该肯定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将它的丰富内涵展现给他人。总之，要热衷学习，但也要慷慨 地向别人传授。
贾亚特里: 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是，我始终保持了一种傻天真。我坐上飞机时天真地想，没多久就会适应，但并非如 此。然后我又天真地认为，我什么都知道，但并不是这样。然而，我认为，这种天真幻想式的好奇帮了我的忙。我同意大家所说的一切。这将好像坐过山车一样，你 会不断地学习再学习，一次次地感到困惑。就在你认为一切都没问题、你已经适应的时候，又会无端地冒出个事情给你带来改变。就在你默认自己仍是个彻头彻尾的 局外人时，会有朋友会伸出手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本刊编辑鸣谢美利坚大学国际学生和学者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Scholar Services）安排和主办这次座谈。
座谈中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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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发表于《美国电子期刊》2009年8月号“Campus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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