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此站起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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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10年,我关注最多、谈论最多的自然是“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实话实说,尽管我知道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切中了时代的要害,但在出版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意外。
如何开始这本书的写作,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还在《南风窗》杂志社工作,写了一篇关于倡言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长文,标题就是 《重新发现社会》。后来越琢磨越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便想着将它拓展为一本书,以便将国家与社会等关系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我看来,社会瓜果凋零, 国家概念混乱,既是今日中国的乱象,也是当下许多悲剧与扰乱的根源。
其后几年间,无论是完成《南风窗》的约稿,还是其他媒体的专栏写作,我都努力朝着一本书的体例写。有写书的计划,写作时你必须掌握全局,而写专栏的 好处是它会逼迫你随时关注这个社会,使文字保持时代的热度。这也算是我的一种尝试吧。我常说自己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写专栏也算是我的一种下田 野的方式,可以让我不至于因为沉入书斋而远离现实。
2009年初,当书稿完成,我先后把它给了两家出版社,但都没有出成。
第 一家出版社在国内有很好的口碑,一位编辑曾经找我约过书稿。但是,当我将书稿mail过去时,很快收到的答复是“我需要你最好的那部书稿”。我想这位编辑 是想要我手上正在写的关于中国乡村百年沉浮的书稿吧,我曾经和她谈起过,她很感兴趣。而眼下这本书算是被婉言谢绝了。不过再后来,我听朋友说这家出版社的 总编辑还在托人找我的这部书稿。总之,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了。
接下来是另一家出版社的朋友需要我的书稿,我立即发给了他。看完后他和手下的编辑都非常高兴,觉得书的质量很好。谁知辛辛苦苦几个月,待快要下厂 时,编辑的一个念头让出版再一次泡了汤。编辑认为这部书稿实在是太好了,为了尽可能减少错字,他特别找了社里的一个老校对多校一遍。谁知道这位老校对只看 了前两章就崩溃了——“怎么能这样写反右呢?这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有定论了!”
后面的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故事”了。他将状告到了出版社社长那里,本次出版突然死亡。一位老校对“力挽狂澜”,几位年轻人前功尽弃,面对这样荒诞的场面,我真是连叹息的热情都没有。
我只能安慰编辑,很抱歉。对于我个人而言,书稿延后出版,也谈不上多大损失。我习惯积极地理解那些散落于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只当是又多了一些时间,可以继续打磨书稿。
这种积极的态度,同样体现在我一定是给书稿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我的做事逻辑是,越是逆境在给你做减法时,越要想着给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观的环境 里,越要乐观;越是有消极的事物影响你,越要积极生活。如果别人给你做减法,你自己也给自己做减法,何异于给自己已然不幸的命运落井下石?
而且,我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几年前《思想国》书稿从上海转到广西,再转到甘肃,为了让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一路给书做减法,最后条形码都下来了,照旧 泡了汤,最后回到北京出了,算是跑完东南西北。因为《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未收进去,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没有尽力,既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
所以,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我在书里又增加了一些我认为非常 有价值的内容。我不能因为一个老校对的反对、一家出版社老总的担心而否定书稿的价值,放弃自己的追求。紧接着是新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雁女士找到我,询问 乡村书稿的进度,在知道我手头还有《重新发现社会》书稿时,她开始责怪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给她。关于这一点,除了阴差阳错,我实在没法解释。刘雁是我多 年的朋友,我常常得到她的帮助,而她将自己从原来的体制里解放出来,多少也有我的一点功劳。
很快,书出来了,几乎未动一字。再后来的事,许多读者都知道了,书在2010年1月份上市后,立即销售一空,年内先后加印七次,并且陆续获评2010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新浪“中国好书榜”十大好书奖以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等。
尽管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这一年的确是我丰收的一年。从各路媒体到大学,从党校到政府官员,许多读者都表示了对书中观点的认同。我听说许 多人将这本书当成礼物送人。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四家书店买到这本书,而且特别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我有幸先看到了书稿,印象最深的是序言,大意是 说中国要有社会理想,更要有社会批评;而没有社会批评,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其社会理想。
过去一年来,感触最多的还是大家在推动社会成长方面的默契。我在书里谈到希望找到中国的底线与共识,一年来大家对《重新发现社会》的重视也是这种共 识或者底线的一部分吧。不管是评委们为这本书投的赞成票,还是普通读者的夸赞或者多买几本送人,这里面都含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无限期许。
说实话,有时候我想想中国历史上社会遭遇的无数挫折,看到封面上“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我会热泪盈眶。一是走出封闭的年代,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发现社会了;二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一次次被摧毁?
直面乐清事件中钱云会的惨死,许多人都在说,我们需要一个真相。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已经支撑起 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1949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这个“此” 字,不是时间概念,不是那一年那一天,而是地理概念,往大里说,是那一座城楼及其各连锁城楼,即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站立起来了;往小里说,是毛身下的两个脚 印,这就是自此之后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一人独立,亿万匍匐。
网上跪求公正的照片,每次都看得我心碎。今天,我们希望中国人从此站起来,这个“此”字,既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包括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 也包括我们所栖身的现在,即所有人都应该从现在开始,从这片土地上站起来。我们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让社会不为权力下跪,只为 权利昂扬。
回想这些年因为在出版方面遭受的挫折,以及今年社会各界对《重新发现社会》的认同,我尤其想说的是,尽管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很多的不 自由,但我们还是可以在逆境中怀抱希望,还是可以多做许多事情。所以,在《新周刊》的获奖感言中,我特别强调“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相信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自由,相信“You the freedom”(你即自由);相信时代在变,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自由而开阔的道路上走。没有谁能改变这个中国大趋势。我常常想,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这个 社会,为何还要悲观绝望?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尽心尽力做吧。我们每天都在改造这因,自然也会收获那果。即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可以期许的美好 社会,但能种下善因,我们既已修得善果。我只求因而不求果,故而终日欢乐。
(作者为《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主笔)。《重新发现社会》,熊培云/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